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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世界通往均衡之路我的钢铁

发布时间:2019-07-03 04:59:42

中国与世界:通往均衡之路我的钢铁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月份,中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达2544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0.3%,创出近两年来的增幅;央行发布的金融运行数据称,5月份广义货币(M2)余额和人民币贷款余额分别增长了19.1%和16%,月全部金融机构累计新增人民币贷款为17834亿元,而全年预期目标为2.5万亿元;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当月实现贸易顺差130亿美元,创单月历史新高。双顺差、高储蓄、高投资、高度贸易依存等等经济不平衡问题正共同呈现,成为困扰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难题。在一系列调控政策之后,6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强调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特别是结构性矛盾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调控原则:突出重点、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适度微调。 中国的经济不平衡与世界经济不平衡息息相关,亦互为因果,仅仅靠中国的宏观调控、人民币升值等手段恐怕难以解决当下的结构性难题。寻找内外平衡的发展战略,离不开整个世界经济的平衡,尤其是美国的平衡——相当程度上,世界不平衡的根源正来自于美元贬值和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解决失衡的良方,也在于内外经济体的双重调整,共同开辟世界经济的新格局——通过讨论形成共识是通向这种可能的通道。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与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共同举办“中国与全球经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何帆、高盛亚太区董事总经理胡祖六、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Michael Spence、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教授Olivier Blanchard、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金融研究中心主任Hans Genberg、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教授Maurice Obstfeld、德意志银行集团副主席Caio Koch-Weser、新加坡GIC Special Investment Pvte,Ltd总裁Teh Kok-Peng、日本东京大学教授Takatoshi ITO等就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不平衡现状、根源及解决方案进行了讨论。会议由余永定和央行研究局局长唐旭主持,本报对讨论进行了再整理并邀请相关嘉宾审核。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论坛第90期。 反思双顺差 余永定:全球不平衡会不会得到有序的调整?我们认为欧盟的国际收支是基本平衡的,美国和东亚需要更多的调整其国际收支。来自美国的一些声音要求人民币大幅度的升值,甚至要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27%的关税。我们认为,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不能操之过急,要和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过程互相配合。 中国存在巨额的经常项目顺差说明国内储蓄高于投资。我们需要进一步刺激中国内需。中国储蓄率如此之高,与此同时国民储蓄却没有机会去投资,这是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中介机构、投资市场发育不健全。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却通过巨额的外汇储备去投资美国的财政部债券,获得的收益非常低。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困境。此外,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还存在巨额的资本账户顺差。中国外汇储备居高不下,不仅仅是因为经常项目的顺差,也是因为资本的流入,中国目前是资本流入多的国家之一。我们需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不需要过多的吸入资本。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国内储蓄,来进一步加强国内经济能力的建设。 如何应对美国方面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以来,多边监控机制已经提上了议题。是不是美国会受到严肃的多边监控呢?这仍然很成问题。但是至少在7国集团公报当中,美国批准了这个公告,这是一个积极的迹象。我认为如果能够把中美之间的双边讨论加以多边化,对中国是非常有益的。 郭树清:首先,我认为全球的贸易不平衡对于整个经济增长来说并非如此重要。从上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我们已经看到同样的贸易不平衡的模式,和今天非常接近。当时美国的赤字居高不下,德国和日本的贸易顺差却逐渐增加。如今是美国的赤字很多,但中国出现了大量贸易顺差。如果说贸易不平衡,则这一局面在30多年前已经出现了。如果要谈资本项的不平衡,则这一局面40多年前就存在了。很多人预测国际收支不平衡会带来全球经济的崩溃和美国经济的崩溃,这种预测是错误的。比起三四十年前,美国经济反而越发展越强大,世界经济也比以前好多了。 对于世界贸易来说,总会有不平衡,有的国家是顺差,有的国家是逆差。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当前的世界被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储蓄过多,另一部消费过多,这形成了一个长期性问题。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策略是要增加美国的储蓄率,同时增加中国的消费。在中国我们已经谈到这一点了,但是在美国,仍然没有达成共识。现在好像中国占了优势,美国占了劣势,好像新兴经济体都在受益于这样的形势,而发达国家在受害。我认为这类观点是错误的。我的结论是,这种形势对中国的伤害大于对美国的伤害。 楼继伟:中国经济的奇迹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投资,来源于出口增长和制造业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中国现在出口增长非常快,而且出口的结构也不错。但是,中国的增长基本上还是以内需为主的,并不是外需导向的经济。我们很多年存在贸易逆差,只是在1996年以后的近十年,出口增长、贸易顺差积累比较快。从现在看,近几年顺差的一半可以用贸易顺差来解释。我们依靠外部市场过重,贸易占整个经济比重太大,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 胡祖六:为什么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引起人们如此之多的关注呢?美国国会中的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如何化解美国的保护主义倾向?关键是中国应当切实履行对于WTO的承诺,确保没有事实上的贸易壁垒,无论是关税贸易壁垒还是非关税贸易壁垒都要逐渐取消,确保中国市场对于外国的产品和金融等服务都是开放的,我认为这是化解美国保护主义倾向的方法。 从中期角度来说,中国经常项目的顺差会缩减,储蓄率会逐渐下降,而投资率有可能维持较高。随着中国进一步进行金融改革,中国的金融体制越来越稳健,储蓄率也会进一步降低,更强大的金融系统将会化解家庭在流动性方面存在的焦虑。金融创新能给人更多的融资渠道,给人们更多的选择,比如抵押贷款等等。投资率仍然可能维持较高水平,这有两个原因:首先,目前官方统计的投资率可能有被夸大的成分。第二,今后10年甚至20年当中,资本积累仍然会以非常快的速度继续扩张。因为和其他的国家相比,我们人均资本水平是很低的,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5%,这就要求投资率仍然有进一步的增长。 中国应该加速利率自由化的步伐,这样人们能够更好的对风险做出定价,中国也应该逐渐放松资本账户,我们已经看到了银行改革的成就,现在也是中国加快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步伐的时候了。 “三管齐下”解决结构失衡? Olivier Blanchard:过去年,中国经济的两大支柱一个是高储蓄率,另一个是高出口率。之所以说这是两个“支柱”而非政策选择,是因为这不是中国政府有意选择的结果。 两大支柱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也带来了很高的资本积累率。在这样快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内外失衡。高储蓄率意味着低需求、低消费,意味着中国必须大量出口,这又带来了贸易顺差。 在198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非常高,到1990年代逐步下降,现在更低了。根据经合组织在近一段时间的统计,已经出现了负数。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技术出现了倒退,绝没有倒退,这种全要素生产率增幅的下降说明了资源的错配和浪费。 外汇储备的积累带来越来越高的成本。外汇储备居高不下的好处是可以保持低汇率,汇率低就刺激了出口,这样就可以引入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并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外汇储备的过度积累会造成外币资产的资本损失,并且会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长期隐性的外币资产损失会非常大,假如现在的汇率保持不变,每年要增加2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终人民币必须进行30%的升值,也就是说中国会经历600亿美元的资产的损失,占到GDP的3.6%。随着积累的外汇储备越来越多,造成的成本就越来越大,这是近有些人非常关注的现象。如果要继续保持人民币现在的汇率,亏损的情况会超出带来的好处。此外,还必须看到,中国面临的不平衡越来越多了:越来越严重的城乡差异,而且社会安全是越来越弱了,特别是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渠道不畅。 面对这种内外的不平衡,我们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三个部分,我们称之为“三只手的战略”:,改进投资,增加人们的消费;第二,人民币升值;第三,政府应该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险,在教育、卫生方面加大支出,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Hans Genberg:根据我的观察,我们需要强调两方面的问题,就是增加对卫生和教育的公共投资。第二,就是让私营部门进一步增加他们的投资兴趣,特别是在货币方面投资的兴趣。 三到五年以后,人民币的升值可以通过国内市场价格的增长来实现,或者是通过名义汇率的升值来实现这个目标。我认为人民币的实际升值将会有利于国内经济进一步的稳定,从长期来看,仅仅通过名义的调整,无法真正纠正现在的资源和经济方面资源配置不当的问题。 Olivier Blanchard也谈到了升值应该是渐进的,我完全同意。我想当局应该做出一定的承诺,来确保人民币确实会有一个实际的升值。升值后,会导致中国从外需拉动转变为内需拉动,其结果就是导致其邻国的出口量降低,会导致这些周边邻国的增长速度降低。另一方面,如果中国方面采取的这些措施能够加强它的进口,其邻国就会从中受益。我要强调的是,任何能够促进中国高速稳定增长的政策措施,对这个地区都是有用的。 郭树清:我想强调的是,我们需要做更多的结构性的调整,不仅仅是要调整消费,同时也要去调整投资以及生产结构。 我们应该在内外都做一些调整,增加进口,同时中国应该进一步允许资本的自由流动。另外,鼓励中国资本外流,需要其他国家的配合。一些发达国家对于中国的资本的投资领域做了限制,比如说中国资本很难在发达国家的能源领域进行投资,也很不容易在发达国家特别是在美国的农业领域进行投资。虽然中国银行在美国和欧洲已经有了分行,但是在很多其他国家还难以开设分行,而在中国现在已经有200多家外资银行了。其他国家也应该相应开放。 樊纲:居高不下的储蓄率在我们的这个发展阶段上,有各方面的原因。社保体制不发达,资本市场不发展,显然是重要的原因。同时,这也和收入分配不均衡相关。在GDP当中有40%的新增收入由劳动力的80%获取,而60%的GDP的增长由20%高收入人群所有。由于低收入人群储蓄倾向较低而高收入人群储蓄倾向较高,在这样的收入差距的条件下,全国平均的储蓄倾向,是很难降低的。我并不认为收入差距扩大能够马上被制止。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我们需要做进一步的投资来减少净储蓄。中国已经经历了高投资的时期,这方面的投资是中国应该谨慎的。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不能减少净储蓄,那另外一个调整全球不平衡的方法就是升值人民币。 但是,我们还要看看不平衡的另一方面,就是美国的因素。美国在过去的十年高通货膨胀大于中国,每年的差异可能是1%-2%。而且美国的货币政策总是比较宽松,长年有较高的财政赤字,也就是说有过度的流动性。如果升值人民币30%、40%,我们仍然解决不了美国贸易赤字的问题怎么办?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可能还会不断出现。这就使得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很为难了,如果是货币自由浮动,中国就成了承担全部调整的国家,而美国不做任何调整,这就超越了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所应该承担的范围。 这在一定意义上不是美元的问题,而是以美元为国际货币的全球货币系统的问题。美元为基础,也就是说美元作为一个国家的货币,同时又是一个国际货币。如果美国的行为变得更好,那么可能全球的不平衡就会得到改进。这种系统本身使得美国处于某种“预算软约束”的条件之中,它的政策标准、目的就是要有更多的流动性,总是要贬值,这是我们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一个严重的不对称性。别的国家的货币贬值时,国外资产价值上升,国内资产价格下降,对于美国而言贬值就意味着国外资产价值上升,而国内资产价值不变。所以贬值永远对美国有利。而它是国际货币,它的贬值就表现为要我们升值。这是不平衡、不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1971年“尼克松震荡”(即美国一笔勾销美元与黄金可兑换的承诺)之后到现在,这是一个不断重复的问题。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就有了这个问题。这个体系不变,中国人民币不管升值多少,内外不平衡的问题总会出现。这种调整将会是长期的和非常艰难的,怎么办呢?我没有解决方案,因为我不认为美国会同意改变它发行国际货币的优越地位。 Teh Kok-Peng:我们需要从更广阔的视野看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和东亚贸易顺差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是三角贸易带来的结果。中国对其他的东亚国家主要是贸易逆差,同时对美国存在贸易顺差。在中国、东亚和美国之间出现了一个三角形的络,一个产销的链条,中国是一系列流程加工的终点,中国是制成品的产出地,并把这样的产成品出口到美国,这可能会带来全球的经济和金融的不稳定。 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整呢?调整不应该仅仅包括中国,也需要在整个东亚中进行合作,整个东亚地区要想想如何改变他们的需求组合,增加国内的需求,尽可能减少对美国出口的依赖性,而且彼此互相增加进口,从美国进口更多的产品。 金融改革与日本教训 Maurice obstfeld:我对中国的个建议是,应该为人民币建立一个有限制的波动区间,即相对于一个货币篮子建立波动区间。人民币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大这个波动的范围。我们把这样一个体制叫做BBC制度,就是爬行的一篮子波动区间,这一汇率制度在以色列和其他国家都非常成功。它可以帮助我们实现金融体系开放的成功的目标,还能进一步促进汇率体制的改革。 第二个建议,就是放开的先后顺序。以前人们有一个看法,开放金融账户必须要与汇率的灵活度方面的举措同时进行,但我并不这么认为。考虑到中国银行体系和储蓄率很高的现状,现在应该暂时停止那些专门为推动金融部门放开所采取的措施。在争取更大的汇率灵活度的过程当中,要同时保证资本账户的稳定性是比较难的,因此我建议在资本账户开放的步伐放慢一些。 中国汇率改革的目标是要实现灵活的汇率制度,还有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为了实现这一长期目标,金融部门的改革必须要进行。否则,就很难让中央银行使用汇率工具来控制通货膨胀。除此以外,还有社会保障的问题也非常重要。 Takatoshi ITO:我来谈一谈日本的经历,我们听到了美国对中国提出的很多抱怨和不满,比如说储蓄率太高,经常项目顺差居高不下,外汇储备过高。实际上在20世纪年代,日本的储蓄率、投资率也是非常之高。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日本当时不愿意实现日元的升值,到1978年德国和日本学会了要更多的去消费,从而成为了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同时也接受了本币的升值。 从1949年到1971年,即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期间,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一直是1美元比360日元左右,非常的稳定。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几周前,欧洲各国货币就先摆脱了和美元固定的汇率,日本是离开与美元的固定汇率的。日本如果能够更早就离开美元固定汇率,可以在其后十年中保持年均10%的经济增长率。1971年12月份日本通过一项新的协议,实现了日元的有限升值,从360日元升值到了308日元兑1美元,当时我们希望把日元停在308这条线上。日本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其中一个就是放松货币政策,我们对通货膨胀置之不理,希望能够抑制升值,但这是一个错误,后来发现日本的通胀已经很严重了,特别是发生了石油危机,几个月时间就达到了10%的通货膨胀率。回过头来看,这是日本货币政策的一个重大失误。当时日本本该选择名义上的日元升值,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做。 日本1971年的情况和中国现在的情况是非常相像的,在日本的通货膨胀率相对更高,在1美元对360日元的情况下,日本的通货膨胀率是高于美国的,然后在1971年的时候日本当局希望提高通货膨胀率来制止名义上的货币升值,这是一个错误。到1973年的时候日本出现了通胀率的峰值,中国2005年的通胀率刚刚达到日本的山脚下,如果中国想抵制货币升值的话,可能通货膨胀也会像日元那样升上去。 我想重复一下Obstfeld的结论,就是升值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适宜的决策,而且一直要防止在升值过程中的经济过热和资产价值过快。Obstfeld 刚才谈到了一篮子货币的货币区间和爬动钉住,这是非常好的方法。 日本也曾经经历过美国针对日本的保护主义政策,这是从纺织品开始的,然后是彩电,还有半导体,这些我们都经历过。我觉得我们所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放弃了、我们屈服了,我们想要让美国或者是其他的贸易伙伴满意。 利率、汇率调理“过剩” 何帆:去年的7月21日汇改开始,中国可以说开始了万里长征的步。我想我们需要进一步调整中国的汇率政策,还要进行其他领域的改革。 我认为与汇率政策相比,利率政策的效果不是那么明显,因为中国的货币供给的迅速增长,还有银行信贷的增加,主要的原因是金融体系存在过度流动性的问题。 利率在遏制投资过度这方面不会太有效,主要原因在于我们要保证汇率的稳定性,加上出口增长迅猛,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央行没有完全冲销新增的外汇储备,就有一部分流动性进入了金融体系。对央行来说,如果进一步提高利率,就会有更多的资本流入,而这样将会给人民币升值带来更大的压力。 另一方面,我们赞成改变中国的汇率政策,如果政府真正认为目前经济过热,人民币的升值会有利于遏制经济过热,并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 汇率政策应该成为整个一揽子政策的组成部分,通过一揽子的政策来纠正中国的内部和外部的不平衡。这当中包括贸易政策和引进外资的政策等。 区域金融合作应对失衡 Caio Koch-Weser:在过去六年当中,我作为七国集团的一个副财长,参与了该集团大量的财长会议,也和中国的同事做过很多讨论。我认为中国应该参加到各种组织中,在国际和地区的经济和金融机构中发挥强大的领导作用。由于一些原因,目前中国还表现得非常低调。在1980年代,中国加入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组织、地区发展银行的组织,后来加入了世贸组织,参加了东盟10+3、亚太经合组织和亚欧会议这样的地区性论坛。去年中国作为20国集团的财长和央行会议的轮值主席国,做得非常好。关于中国应该更加积极地参加全球治理,我有七大建议。我的个建议就是让中国在这些组织中发挥更强有力的领导作用。 我的第二个建议是,我们应该遵循三大原则。个原则是,考虑到中国经济强大的力量和增长,要充分研究中国经济政策对其他国家可能产生的影响,进一步考虑世界的相互依赖性。在将来实施和制定政策的时候,要将这些相互依赖进一步凸显出来。第二个原则,要把在中国经济政策方面的双边争论多边化,这样将更有利于中国实现其目标。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的谈判上,可以以多边的形式来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七国集团中,要把更多的政策难题拿出来大家一起讨论,而不仅是在中美双边的角度讨论。三个原则,既注重发达国家,也要注重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我们要加入世界上强大的经济体的组织,与此同时,中国也要保持在新兴市场的领导地位。这样,就能够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 第三大建议,我希望中国能够制定一项战略,在2010年之前加入七国或者八国集团。G7、G8在世界上非常重要,如果中国加入,可以遏制美国的单边主义。要加入这个集团就要遵守它的规则,也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但是我认为利大于弊。加入七国或者八国集团的挑战就在现在七国或者八国当中,比如俄罗斯只能参加八国集团的首脑峰会,大部分七国集团的财长都不接受俄罗斯的财长加入该集团的正式财长会议,将来的难题也会摆在中国面前。另外一个难题就是七国集团认为应该建立起一个过渡组织,特别是英国人持这样的观点,就是说只邀请中国参加部分的七国会议,同时邀请南非、巴西、俄罗斯、印度这几个国家的财长参加部分的七国会议。我认为中国不应该接受这个提议,中国应该成为七国集团完全的成员。另外,在汇率危机管理这样一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球监控体系当中,中国应该更多地参与,而且七国集团当中也成立了一个金融稳定论坛,在这个论坛中,各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一起讨论金融稳定的问题,中国也应该参加到这个金融稳定论坛中,成为一个正式的成员。因为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金融市场的问题,并且可以以此为跳板终加入七国集团。 我的第四个建议是,七国集团、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再加上沙特、韩国、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一系列国家组成了20国集团,其中,沙特、俄罗斯、墨西哥是能源生产国,七国集团和中国都是能源消费国。现在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比如能源安全问题、能源效率问题、能源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中也还有很多工作,20国集团应该建立一个正确的监控系统来支持IMF的监控工作。中国在去年成功充当了轮值主席国之后,应该更上一层楼,在新兴市场中进一步发挥强大的领导作用。 美国的财政部长、日本财政部长、欧洲的央行行长,以及我本人召开了一些财长会议,发表了一些公报,也导致了一些政策上的干预,我们把这样一个机制叫做货币三国集团。在过去两年中,我们把三国集团发展成了四国集团,也把中国包括进来了。我的第五个建议是,中国过去一直是在幕后,今后应该更多地参与到四国的关于货币和汇率的讨论中。现在中国已经由四国集团的幕后成员变成了一个完全的成员,参与到多边的货币争论中,中国现在已经更好地理解了,在这个组织当中,中国货币方面的策略应该发挥作用,而不仅只是美国发挥作用。 我的第六个建议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提出建立一个强大的国际监控体系,中国应该大力支持。这能使一些多边问题、中美之间的争论非政治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可以更多地承担七国集团的监控功能。在实施这个工作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春季会议中,应该进一步提高透明度。当然,根据一般的IMF规则,在处理一些敏感的货币问题时,必须在幕后做,要保密。现在IMF的理事会中有180个成员国,不可能做一个总体的监控,所以要把180个成员国分区,来做次区域性的监控。 第七个建议是从欧盟的角度提出的,我认为中国应该继续加强在亚欧会议进程中的领导作用,特别是在亚欧财长或其他亚欧部长级会议中。在全球的角度,中国的崛起必然会减轻欧盟在国际组织中的权重,所以我建议欧盟和中国以及东亚要进一步加强亚欧会议的机制。欧盟是个很大的经济体,但缺乏改革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而且在对新成员的整合当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融入世界经济后,欧盟不像中国这么有活力,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也会和中国形成竞争。中国要大大加强其技术和机构的管理能力,行使好领导作用。中国在能力构建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仍然有些能力有待构建。 Teh Kok-Peng:去年年底亚洲社区在吉隆坡开了一个会议。当时我们谈到了亚洲不同领域的合作,但是区域金融合作在当时没有得到仔细讨论,减少全球经济不平衡中的这一重要问题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强调。 关于亚洲的金融合作,东亚地区从1990年代开始就有这样的尝试,前日本银行的行长就提出了相关建议,东亚的央行、澳大利亚、新西兰也参与了相关活动。但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建议终没有得到实施,我当时感觉,IMF没有很好地理解亚洲金融危机真正的原因所在,而且它做出的反应也不是太迅速。在这个危机中,日本提出建立一个亚洲金融基金。应该有避免危机和管理危机的机制,这个倡议就是要在东盟之间做一些安排。当然,也包括了东盟以外的一些其他国家,而且数量会不断增加。 应该建立一个性的组织,它相当于亚洲金融基金;还有一个,要预防危机,要在区域范围内建立一个经济监控的机制,这样,一国的经济就能够得到监控,国家之间可以彼此沟通,预防危机的发生;另外,要发展区域性的金融市场。 有一种观点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对银行融资的过分依赖,所以东亚有些国家应该有一个区域性的债券市场,还要有区域性的股票市场,这样企业可以在东亚地区进行上市,交易等等。我觉得为了能够做到这些,使得它更加有效,应该让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在东亚这个地区,中国金融体系仍然需要很多改进,中介机构还不充分。 亚洲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比较相似。东亚其他国家的高储蓄率的原因就在于其金融体系发育不太健全,没有足够的中介机构处理国内的储蓄,因此国内的投资也不足。在这方面,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可以发挥一些作用。另外,金融与贸易高度相关,如果国家之间贸易非常多,就有很多的金融流动,要促进更多的贸易,由贸易来促进更多的金融发展和金融流动。实际上全球不平衡的很多问题就是要发展东亚的金融市场,有更好的国内需求,更好的中介,就能够更好地处理储蓄和投资,从而在这个地区做更多的投资。这些需求使得我们能够进口更多的东西,从而促进全球经济的平衡。(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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